王建墓

    四川成都永陵博物馆(王建墓)简介
   
    永陵博物馆(王建墓)是中国五代十国时期(907─967年)前蜀国开国皇帝王建(847─918年)的陵墓，坐落于成都市中区繁华大街抚琴东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国务院正式公布。

　　王建本是河南舞阳县人，早年为唐朝将领，唐末战乱时随唐僖宗逃亡到四川，后任利州（今广元市）刺吏。公元907年唐朝灭亡，王建遂占据成都称帝，国号大蜀，历史上称前蜀。王建墓冢封土为圆形，高15米，直径80余米。当地老百姓一直误传是诸葛亮的抚琴台，并因此而成为当地的地名，直到1942年发掘时才确知是王建的陵墓。

　　王建墓室由14道石券构成，分前、中、后三室，室与室之间有木门间隔。王建的棺木置于中室棺床上。棺床的东、西、南三面石壁上刻有乐伎24人，分别演奏琵琶、筝、鼓、笙、钹、箜篌等乐器，人物造型优美，神态逼真，是目前全国发掘出唯一完整的唐朝宫廷乐队形象，对研究唐及五代时期宫廷乐队的建制、音乐史、乐器史等都有很高价值。后室的御床上安放有一尊石刻王建坐像。造像头戴幞头，身着帝王服，腰系玉带，神态安详。王建墓虽被盗过，但墓室内仍出土有玉带、哀册、谥册、谥宝，各种银器及铁猪、铁牛等。这些文物对研究唐及五代时期的建筑、音乐、舞蹈、服饰、朝廷礼制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永陵博物馆(王建墓)是国家专题性博物馆，园林环境优雅、鸟语花香。陵墓墓室、文物展览每日对中外游人开放。博物馆内设有茶园，是成都最负盛名的品茶胜地。还特设有蜀宫器乐演奏表演，以满足中外游人的需要。

    永陵的中国之最
　　
    人们往往喜欢称什么为之最或唯一，因为这可以说明此物此事的价值和不可代替性。

　　成都永陵（王建墓）有着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有学者研究指出，它具有20多项中国之最或唯一。

　　永陵于1942~1943年发掘，从考古学的角度讲，这是我国最早进行考古发掘的古代帝王陵，同时也是我国在抗日战争硝烟中进行的唯一的一次重大考古发掘，在中国考古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古人讲究入土为安，所以墓穴多在地下，或依山为陵。而永陵的地宫位于地表，不在地下。这是我们迄今所知中国古代帝王陵中唯一在地面建地宫的陵墓，也是目前我国唯一位于大城市中心区的大型古代帝王陵。

　　永陵的地宫在地面，因而地宫建筑结构独特，使用双心圆券拱结构，这是我国最早使用此技术的大型建筑。此技术在现代大型隧道、桥梁等工程中仍广泛使用。地宫的内拱为石结构，采用多重肋状券拱；地宫的外券拱使用特制大型青砖，最大的青砖长达69厘米，宽44厘米，厚18厘米，是我国古代最大的地面建筑用砖。永陵地宫结构具有良好的抗震性和稳定性，在中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永陵棺床雕刻的花草、龙纹、二十四伎乐、及两侧抬扶棺床的十二神像等，使之成为已发现的中国古代帝王陵中最精美、艺术价值最高的棺床。尤其是浮雕二十四伎乐，是目前唯一完整反映唐代和前蜀宫廷乐队组合的艺术品，也是反映唐代主流音乐由外来音乐转化为民族化音乐的最早文物例证，在中国音乐史上地位极高。棺床两侧的十二神像圆雕像，同样是已发现的唯一反映中国古代著名的十二护法神将的文物艺术造型。

　　地宫中的出土文物，之最或唯一也不少。置于地宫后室的王建石雕像，是现存唯一一尊中国古代皇帝的真容雕像。地宫中的石质油缸，是已发现的中国古代大型墓葬中最早和唯一放置于墓主人头端的大型长明灯具。王建的玉质谥宝，其钮作兔头龙身造型，是古代皇帝印玺中造型最奇特，唯一将本人生肖属相与龙的形象融为一体的印玺。还有玉大带、玉质哀册、谥册等等，其文物、艺术价值都极高，不一一详说。
 
    最早的宫廷画院
　　
    五代以前，历代帝王中虽然也有少数人特别喜欢绘画，但都没有设立“画院”这一机构，从事绘画、音乐、舞蹈、书法的专业人员被视为“技艺百工”之流，社会地位并不高。唐代末年几个倒霉的皇帝之一僖宗李儇似乎特别爱好绘画，据说他甚至在仓皇逃难的途中，只要遇到好画，也要欣赏流连“竟日不去”，在他避乱四川时的扈从随员中，还有不少“随驾写貌待诏”这种职业画家。

　　唐代仍然是人物画风行的时代，山水画、花鸟画虽然已经兴起，但尚未蔚为大观，当时的名画家都是人物画家，所画有释、道人物和写真人物的区别，僖宗的随驾写貌待诏就是专门为皇帝画像的画家，其作用相当于现代的摄影师。僖宗离开四川时，成都画家常重胤为僖宗画像，其卓越的写生技巧使那些随驾写貌待诏们相形见绌，僖宗深为赞许，封常重胤为“驾前翰林待诏”，并赐绯鱼袋。在待诏前加“翰林”并赐绯，是前所未有的非常之举，在当时应该算是能够给予画家的最高礼遇了。

　　前蜀皇帝王建在政治上和为人行事上都深受僖宗影响，成都又是一个自汉唐以来绘画艺术氛围就特别浓厚的地方，因此前蜀建国以后，承僖宗的遗制，在朝廷中设有“翰林写貌待诏”一职，僖宗所封的“驾前翰林待诏”常重胤也得到王建的特殊礼遇。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前蜀时代画家封翰林待诏者除常氏之外，还有吕嶤、宋艺、房从真、高道兴、杜齯龟、阮知诲和后蜀时也是翰林待诏的张玫的父亲等人。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批供奉宫廷的画家无一例外地都专长于人物画像技术，如果说前蜀时代这一批画家与朝廷的关系及其活动实际上已经构成了皇家画院的话，那么，这也是一个以长于人物写真技术为主的画家群体。

　　不过，情况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就在前蜀时期人物、写真画家得到高度礼遇的时候，花鸟、山水画正在民间兴起，尤其是花鸟画，在唐末至前蜀的几十年时间里迅速趋向成熟。当时在成都已经很有名气的专业花鸟画家有刁光胤、滕昌祐以及兼擅山水、花鸟的孙位、李升等人。黄筌不到20岁就参与了前蜀朝廷的绘画活动，最初很可能也是以人物画家的身份进入画坛的，但他很快就承袭了刁、滕等人的花鸟画技巧，在后蜀时代以花鸟画艺术家的姿态活跃于朝野，其艺术水平标志着花鸟画艺术的最终成熟。

　　后蜀承袭前蜀的遗制，以翰林待诏礼遇画家，并在朝廷中设立翰林图画院，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宫廷画院。黄筌以人物、山水、花鸟兼擅而以花鸟画著称，掌管画院院事，成为后蜀最有名的画家，他的儿子黄居寀、黄居宝等也以花鸟画家的身份在画院中任待诏。到了这个时候，朝廷的绘画活动包括宫廷壁画等，内容就都以新兴的花鸟画为主了。后蜀政权为北宋所灭时，翰林图画院的全班人马都被迁往都城开封，并以他们为主体构成了北宋的皇家画院。虽然黄筌就在这一年里去世，但由其子黄居寀所倡导的黄氏写实主义花鸟画风却成为北宋画院艺术的主导风格，形成了著名的“院体”，影响中国花鸟画的发展几达千年之久。
前蜀永陵(俗称“王建墓”)的规模相当宏伟, 除地宫之外,还有大规模的地面陵庙建筑。当时蜀中著名的人物画家赵德齐与檀画佛像的高道兴曾奉命在永陵陵庙中绘壁画100余堵,仅此一斑即可让人想见当年永陵的恢宏气势。庞大的陵庙建筑与现存的气势雄伟的永陵地宫,构成了昔日宏工巨制的永陵全貌。

    永陵陵区内还设置有寺院,这是承继汉制而来。此前的北魏永固陵建有佛堂;此后的宋宣祖永安陵建有永安禅院、宋真宗永定陵建有永定禅院等,都是陵寝建筑的一部分,供长年驻守陵园的僧侣、官吏居住,除日常供奉和祭祀外、还接待后世皇帝的“祭陵”。史载王衍曾两次前往永陵拜扫,永陵陵庙正是“王氏追崇洒扫'之所。

  　宏伟壮观的永陵地面建筑早已荡然无存,公元1014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它就被拆毁了很大一部分,其建筑材料被用于当时成都一所著 名的道观一一玉局化的重修。

　  北宋诸帝中,真宗、徽宗二帝最崇道。大中祥符年间(公元1008年-1016年),真宗在全国遍置道观,曾有官吏因不遗余力地修造道观而得到升迁,于是修造道观就成为当时官吏升迁晋级的捷径。

　　玉局化是唐五代时期成都最著名的道观,王建时期曾因扩展子城新建南门而遭迁毁,王衍即位后又重建。近百年的风霜雨雪使玉局化颓毁破败,而历史刚好进入了宋真宗时代,全国各地兴 修道观之风愈刮愈炽,于是益州知府凌策奏请朝廷,请求拆除永陵陵庙建筑,用其材料来重修玉局化。因建筑材料取源于永陵的地面建筑,所以 宋人在记载这一土木工程浩大的修建时,有“未变槐檀,不妨农时,不劳民用”之语。重修后的玉局化楼观巍峨高大,十分壮观,这印证了永陵原地面建筑的宏伟与庞大。

　　永陵陵庙建筑因重修玉局化被拆毁后,还保 留下一部分,即附属于原陵庙的佛寺,宋人称之为“永宁佛宫”,宋徽宗时,赐名“永庆”。更名后的永庆院又经历了近50年的风风雨雨,到南宋初年,已逐渐毁圮。这时,有个名叫道宁的和尚于公元1145年春集资并主持了永庆院的修葺,工程于次年夏竣工。这次历时二年有余的修葺,使永庆院“废址颓垣,忽耸凌云之栋;金绳宝界,坐侵星月之光”,从而成为“西郊净坊之胜”。

　　世事沧桑,殊难预料。当著名诗人陆游入蜀时,修茸后的永庆院已被大火所焚,只留下了一片焦土。陆游在公元1077年所作的《后陵》诗序中写道:“后陵永庆院在大西门外不及一里,盖王建墓也,有二石幢,犹当时物。又有太后墓,琢石为人马甚伟。'诗云:
　　　　陵阙凄凉俯旧邦,
　　　　恨流衮衮似长江。
　　　　穿残已叹金凫尽,
　　　　缺落空余石马双。
　　　　攫饭饥乌占寺鼓,
　　　　避人飞鼠上经幢。
　　　　阿和乳臭崇韬耄,
　　　　堪笑昏童束手降。
从诗中可以看到,永陵的陵墓已是“穿残'“缺 落',永陵的陵庙存留部分(即宋之永庆院)也是“饥乌',“飞鼠'的出没场所,永陵已经倾隳荒芜了。诗中所说的太后墓即王建妻子周氏之墓。王建即位后,立周氏为皇后,王建死后,周皇后哀毁骨立,数月而亡。史称周氏“合葬永陵',此处所说的“合葬'是“同茔不同陵',即在同一陵园范围内,帝、后各起一坟丘。1990年夏,在永陵西南数百米的地方发掘清理了一座前蜀墓葬,其墓室建筑风格和墓内残存石刻的雕造式样与永陵极为相似,石刻圆雕墓主为女性,同时出士有玉质哀册残简,上书“柔姿'等字样。综合各种情况看,这很可能就是周后的陵墓。而早在1971年, 距永陵西南约400米处就出士了一尊石人像,像 高约3.2米,重数吨,系青石所制。石像佩剑持缆, 着文官服,应为永陵神道两旁之物,或许它就是 陆游当年看到的石人石马中的一尊。石人像现放 置在永陵神道旁。

　　永庆院被焚毁之后,估计再无重其葺之事,自陆游以后,永庆院就杳然无闻,终至隐没不彰,无迹可寻。自此以后,王建永陵在明清方志及杂记中虽偶有记载,但大都是辗转抄袭陆游《后陵》诗序,并不知晓其实际位置。后来,原墓址就被当地故老们附会为司马相如的“抚琴台'了。直到 1942年发掘后,方知这琴台竟是前蜀皇帝王建的永陵。

　　司马相如,蜀郡成都人,因慕蔺相如之为人, 更名为相如。他喜好读书击剑,做过汉景帝的武骑常侍,后为梁孝王的宾客。梁孝王死后,相如潦倒,回到成都,不久应邛崃县令王吉的邀请,去临邛作客。当地富人卓王孙有女名文君,才貌双全,善鼓琴,丧夫后寡居在家。司马相如赴卓王孙宴时,弹琴以挑文君。高山流水,两心相印, 于是文君夜奔相如,二人结为佳偶。相如、文君私奔之后,生活窘困,二人遂在成都(一说临邛) 开了一间夫妻酒店。卓王孙觉得女儿女婿此举使自己脸上无光,于是分给文君“憧仆百人',“钱百万',相如、文君遂成富人。后因汉武帝十分欣赏相如所作的《子虚赋》,遂封其为郎官,后又封为中郎将,出使西南。当司马相如奉旨出使,乘驷马高车抵达成都时,蜀郡太守率全体官员出城相迎。蜀人引以为荣,将司马相如经过的成都北门外的一座桥更名为驷马桥,至今犹存。司马相如与卓文君蔑视封建礼教的爱情故事被人们传为千古佳话,而传说中的相如宅、相如琴台、相如文君卖酒处也就成了成都的名胜。

　　相如琴台作为成都的名胜,始于六朝,当时人漫指相如宅附近的一个高台为琴台。自从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等人题咏后,琴台的名声远播,成了人们凭吊的胜地。历宋、元、明、清四朝,琴台的传说经久不衰,琴台的故址也为数不少,其中成都西郊五里铺的琴台遗址从明代一直传到清 代中叶。直到清代中期,王建永陵似乎还未被附会为琴台。

　　清中叶以后,成都西郊五里铺的琴台旧址逐 渐湮没无闻,而早在南宋陆游入蜀时就颓坏不堪 的永陵,经历了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的屡次战乱后,也已经变成了一座荒芜的土丘。1942年以前, 未经发掘的王建永陵并不是如现在所见的由人工修整后显得比较规则的半球形墓家,由于人为取 土的破坏,永陵已成为东面高西面低北面陡的一 座土高台。估计将永陵误会为琴台大概就在清中叶以后,因为琴台本是附会之说,并无一定的方位,西郊外3000米以内,南自浣花溪以北,北自 老西门以南,这一范围内的任何土丘或高土台地均可被指为琴台。明代学宪陈鎏在五里铺所建的琴台,就出自他的随意指认。而当五里铺琴台废而不显后,人们再把永陵这座早已成为荒丘的大土丘附会为琴台遗址,就是很自然的了。

　　本世纪60年代,王建墓西侧的农田中出土了一通石碑:“清故候选县丞朱君墓志铭”,铭文 记载说:“光绪十六年五月望日遘疾,遂卒,春秋五十有三。君妻沈孺人,无子。以兄子光烈兼祧为后。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光烈葬君于成都之西司马相如琴台之侧。”由此可以肯定,至迟在清代光绪年间,王建墓就已被附会为司马相如的琴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