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寺

    草堂寺，在杜甫草堂东邻，是一座千年古刹。古住今 来，许多人认为草堂寺与杜甫草堂得名有渊源关系，或谓其 寺因与草堂相邻而得名，或称杜甫的茅屋因筑在寺之侧而命 名如是。更有人将二者混为一谈：“草堂寺者，工部草堂也， 祠在寺前。”（《边州闻见录》）特别是建国后，草堂寺划归杜甫草堂管理机构进行统一管理，又因交通原因，原草堂寺山门成为参观草堂的主要通道，更造成大多数参观者的误解，认为草堂寺与杜甫草堂本来就是一回事。还有，在古人的记载中，确有“益州草堂寺”，但今草堂寺在宋以后的文献中，却被称为”梵安寺”，直到建国初期，寺门所悬匾额仍为“古梵安寺”。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梵安寺与草堂寺究竟是同一庙宇的不同称谓，还是不相关的两座寺庙？
    先谈谈草堂寺与杜甫草堂名称的关系。据载，草堂寺之名在梁宋时已有。李善注《文选·北山移文》引梁简文帝萧纲（草堂传）说：“汝南周颙昔经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怀，乃于钟岭雷次宗学馆立寺，困名草堂，亦号山茨。”这是有关草堂寺的最早记载。周颙曾以厉锋将军的身份入蜀，他对“林壑可怀”的蜀中草堂寺印象很深，因此在“钟岭”（即今南京钟山）仿造，并袭用其名。周颙入蜀的时间，是在梁宋孝武帝大明（457一464）中，则蜀中草堂寺最晚应在东晋末年创建，否则，到梁宋时是不会出现幽林深壑的气象的。再读读杜甫公元759年冬刚到成都时写的《酬高使君相赠》一诗，其中有“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这佯的句子，说明诗人在草堂尚未落成时，是借住在一座“古寺”中，而这座“古寺”规模曾相当大，只是如今有些萧条了，留下了不少空房子。联系上面的材料，我们推测，这座”古寺”，极有可能就是草堂寺。杜甫入蜀后暂居于此，并与寺僧结下了友谊，以后靠亲友们的帮助在浣花溪畔修筑了茅屋，他才搬了出去。从以上所述可见，草堂寺的创建早于杜甫入蜀几百年，其寺名是不可能与杜甫的草堂有关的。其寺名由来，可参《魏书·释老志》。其云：“是时（指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后秦姚兴宏始七年，亦即公元405年）鸠摩罗什为后秦姚兴所敬，于长安草堂寺集义学八百人，重译经本。”这鸠摩罗什在长安集中八百人译经，一时不可能修筑大规模的寺庙，遂以草覆堂，仓促而成，故称“草堂寺”。清末四川学者赵熙由此推测：“蜀寺之作，必同姚泰。”因蜀王樵纵臣服姚秦，正是在公元408至413年之间，姚秦的文化必然影响蜀中，成都草堂寺很可能就创始于此并沿用其名。 
    既然草堂寺之名非因杜甫之草堂而来，那么，杜甫将其茅舍命名为草堂，是否因曾暂居庙中或与之相邻而为之呢？也不是。以“草堂”二字来命名自己的居所，本是当时文人的习尚，杜甫在未入蜀前，曾寓居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其时便有营建“西枝村草堂”的打算，只不过未能实现，因当地自然环境过于恶劣，诗人才举家入蜀。在四川境内，除了成都草堂外，诗人还先后建有“样州草堂”（在今三台县）和“瀼西草堂”（在今奉节县）等，可见诗人将其居处称为“草堂”，与成都的草堂寺全然无关。杜甫的成都草堂与草堂寺相邻而名称相同，纯属一种巧合。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上面谈到的这座创始于东晋的古草堂寺，与今草堂寺（即梵安寺）是否为同一处庙宇。
    要弄清这个问题，应当以杜甫入蜀生活为时间界限，来清理史料的有关线索。在杜甫入蜀之前的史料中，不见有梵安寺之名，惟见草堂寺之称，如上文所引萧纲《草堂传》。在唐代，早于杜甫的有关文献，也只有草堂寺的记载，如道宣（卒于666～667年间）作《续高僧传·德山传》附《益州草堂寺旭上传》称：“隋益州草堂寺旭上者，不知何许人，少居草堂”，“以禅诵为业”，“泊然寂想，瓶水自溢，炉香自燃。诸入城西看了，相从参之。”此处还明言草堂寺在“城西”。但究竟在城西什么地方，却语焉不详。而晚于杜甫的记载中，却不仅有草堂寺，而且出现了梵安寺的名字。杜甫之后的唐人卢求在《成都记》中说“草堂寺在府西七里，浣花亭三里，寺极宏丽，有名憎履空居其中，社员外居处逼近，常恣游焉。”唐人郑暐《蜀记》则云：“梵安寺乃杜甫日宅，在浣花，去城十里。大历中，节度使崔宁妻任氏亦居之。后舍为寺。”上引两条记载正可互参，而明确两点：第一，草堂寺建于杜甫入蜀之前，与杜甫居处“逼近”，而梵安寺始建于大历年间，其时杜甫已经去蜀；第二，草堂寺与梵安寺虽俱在城西，但前者距城七里，距“浣花亭”（亭在浣花溪畔杜甫日居处）三里，而后者却与浣花亭同在一地，其距城里数亦正与卢求记载的浣花亭距城里数相合。据此可知，古草堂寺与梵安寺（即今草堂寺）不是同一座寺庙。这在宋人的记载中也可寻到佐证。如赵疗的《玉垒记》中有“草堂鹿苑”（“鹿苑”是佛寺的别称）之名，陆游也有“至今草堂寺，名与山水长”的诗句。而吴中复的《冀国夫人任氏词碑记》、任政一的《游浇花记》等，则都涉及与杜甫日居毗邻的梵安寺。可见在宋代，这两处寺庙还是并存的。
    值得注意的是，任氏占杜甫旧宅，后又舍为寺的，并非杜甫草堂的全部，还遗留了一两处亭台，卢求《成都记》中就有“社员外别业在百花潭，台犹在。”这剩下的部分，就是后来韦庄寻到的“柱砥犹存”的草堂遗址，韦庄在这残存的草堂遗址上重结茅屋，又经历代修茸扩展，才演变为今日的草堂。
    那么，为什么后来梵安寺又被称为“草堂寺”了呢？这是由于古草堂寺毁于何时不得而知，又因梵安寺是在杜甫日宅的基础上所建并与后人修筑的纪念性草堂毗连，便造成了后人的误会。明人杨慎就根据萧纲的（草堂传），将梵安寺与古草堂寺混淆起来了。他说：“杜子美入蜀亦居草堂，今人徒知杜之草堂，而不知太白之草堂；又只知唐之草堂名天下，而不知实始于梁也。”（《跋李洞草堂禅师诗》）自此，便以讹传讹，梵安寺之名逐渐被“草堂寺”所替代，其本名反而鲜为人知了。
    今草堂寺（梵安寺）为清代重建，整个建筑群至今保存完好，有山门（即今草堂南大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戒堂和藏经楼五重主体建筑，庙貌恢宏，特别是大雄宝殿、藏经楼巍峨庄严，翘角飞檐，雕梁画栋，颇具气势，可以想见当年香火的旺盛。五十年代初期划归草堂管理后，由于已无佛事活动，故主要作为服务区。八十年代，国家拨款维修了东、西两侧的观堂和禅堂、并将其辟为陈列室，陈列面积达700平方米，成为杜甫草堂博物馆重要的陈列展览区域。现在，经常在这里举办馆藏品陈列，还引进一些情趣高雅的展览，以丰富草堂的参观内容，带给观众以更多的精神享受。
    近年来，为深入发掘杜甫草堂固有文化内涵，我馆制定了“保护和发展总体规划”，计划将原草堂寺中轴线上的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戒堂等四重主体建筑辟为“杜诗艺术殿堂”，以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艺术手段，来展示杜甫诗歌博大精深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该项目将在本世纪内实施完成，届时，观众将从这一高品味陈列形式中获得思想升华与艺术享受。